摘 要：“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走出去”企业在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着跨文化经营与管理理念不足、具备跨文化能力的管理与技术技能人才缺乏，以及跨文化政策信息掌握不足等掣肘。职业院校作为面向“走出去”企业开展技术服务，以及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的教育供给方，亦存在跨文化教育理念有待加强、跨文化教育资源有待丰富、跨文化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需要从树立跨文化教育理念、加强跨文化人才培养、提升跨文化服务能力等方面着手，推进跨文化教育的稳步实施，满足“走出去”企业的现实需求。

关键词：职业院校；跨文化教育；提质增效；“走出去”企业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1）0007-0053-05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提出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企业“走出去”已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也是构建更加紧密的世界经济文化共同体、促进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途径。但是，“走出去”企业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面临诸多挑战，在语言、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族群等方面因地域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不适应，甚至文化冲突，以至难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与先导性作用，职业教育积极开展跨文化教育，服务“走出去”企业适应当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走出去”企业面临的跨文化挑战，探讨职业教育在服务“走出去”企业跨文化教育中的不足及应对策略。

一、“走出去”企业面临的跨文化挑战

（一）跨文化经营与管理理念不足

跨文化管理是企业在推动“走出去”发展战略过程中，协调管理拥有不同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的组织成员，有效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实现企业管理效率与质量提升的管理活动。[1]“走出去”企业在当地发展过程中，有效推动跨文化管理对于避免文化冲突、促进企业落地生根具有重要作用。荷兰著名跨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泰德提出，“权力距离”即社会承认和接受的权力在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范围，是影响跨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高臣等借鉴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一带一路”部分（16个）国家和地区在权力距离文化维度上的数值。结果显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相近，其他地区都相对低于中国。[2]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下属心目中的上司是独裁者，下属对上司有强烈的依附性；而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员工喜欢参与决策，并且在职责范围内有相应的自主权。[3]基于这一研究结论，我国“走出去”企业在员工管理中，若采用传统的管理手段，除东南亚国家外，其他地区均较大概率存在由权力距离因素引起的文化冲突。当前，诸多“走出去”企业在跨文化经营与管理意识方面已有较大进步，但如何更深入地将理念转化为行动，有效提升企业跨文化经营与管理水平，在劳动用工管理体系、培训教育体系、薪酬管理体系、跨文化沟通体系等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亟待尽快破解。[4]

（二）缺乏具有跨文化能力的管理与技术技能人才

“走出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跨文化适应能力强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是企业在海外发展的基石，是决定企业能否在海外长期经营的重要因素。当前，诸多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因缺乏语言、管理、技术技能等专门人才，导致诸多隔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丰富，[5]据初步统计，60多个沿线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言共 78 种，使用的各种民族语言多达 2 400 余种。[6]但是，当前诸多小语种人才供给不足，成为“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管理人员在企业海外发展中具有多重角色：一方面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是跨文化矛盾的“调节器”。质量较高、结构合理的中高层管理人才队伍可以帮助企业有效避免文化冲突、提升管理效率。如调研发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玛巴电厂有 30 年的运维权，但急需具备跨文化能力、熟悉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走出去”也需要大量具备一定技术技能水平的现场工作人员作为一线管理队伍，但当地职业教育难以培养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人才，人才不足已成为制约企业海外发展的瓶颈。[7]

（三）跨文化政策信息掌握不足

产业发展、教育发展、投资环境等是海外发展必须掌握的基本信息，获取有效信息是“走出去”企业重要的工作内容。调查发现，诸多“走出去”企业对所在国产业、教育、政策、法律法规、投资环境、宗教信仰等信息掌握不足，部分领域甚至处于空白状态，造成较大损失。[8]如有企业由于对当地法律、文化及知识产权方面不了解，在产品专利申报中吃了苦头；也有因不懂当地政策，被当地职业经理人钻政策空子而遭受较大经济损失等。当前，多数“走出去”企业已建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尊重宗教文化的意识，但获取相关专业政策、信息的途径有限。

二、职业院校跨文化教育能力难以满足“走出去”企业的现实需求

“跨文化教育”最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指教育活动应“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理解”“涉及教学方法和内容、教师培训、学校与社会互动等方面”，从学校、社区、家庭等多个维度促进学生融入多元文化，增进国际理解。[9][10]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实践不断推进的今天，开展跨文化教育，培养能够服务“走出去”企业的技术技能人才，是新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就《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答记者问中明确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国内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参与国际产能合作。”[11]但是，由于社会需求、政策支持、发展基础等诸多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职业院校在开展跨文化教育服务“走出去”企业方面仍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

（一）跨文化教育理念有待加强

当前，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多个主体的跨文化教育理念有待加强。就教育管理者而言，需要树立先进的跨文化教育理念，并加强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借鉴与模仿期，至今大部分职业院校的国际化理念仍停留在引进欧美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经验上，对于通过开展跨文化教育，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化人才意识不强。发展视野也通常定位于区域产业的国内需求，未能将“走出去”企业的需求纳入学校发展规划中。就教师而言，由于学校在跨文化教育方面的顶层设计不足，对教师的相关要求不甚明确，也由于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一线教师在教育理念方面往往很难实现跨文化突破，或者仅仅是将欧美文化视为跨文化教育的主流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不利于形成更加包容、多元的跨文化教育理念。对学生而言，囿于英语基础、家庭环境、传统理念等诸多因素，职业院校毕业生参与国际就业环境的机会极少，在主动学习其他语种、了解国际文化方面的意识和主动性不强，这也不利于跨文化教育氛围的营造。

（二）跨文化教育资源有待丰富

跨文化教育资源不足是长期制约职业院校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能力，提升自身国际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原因：一是现有的跨文化课程资源过于宽泛，与企业真实需求差距较大。目前，大部分学校尚未形成成熟的跨文化教育课程体系。除了常见的语言学习，其他诸如国际文化、法律、技术等主题并未充分纳入各类型专业课程，相关慕课、精品课程等在线课程资源也较为有限，不利于学生从更为宽阔的视角了解本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发展样态。二是“走出去”企业的跨文化需求尚未有效转化为学校的跨文化教育资源。诸如国际先进工艺流程、产品标准、课程标准、资格证书标准，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元素尚未能有效融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三是能够从事跨文化教学的师资资源不足。尽管近年来职业院校英语教学质量有所提升，但真正能够承担双语教学任务的教师仍较为缺乏。[12]开展跨文化教学要求教师应具备传播学、跨文化交际等理论与实践素养，但短时间内教师的相关素养和能力难以快速提升。同时，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更多面向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小语种国家，而同时具备专业基础和小语种教学能力的师资更为稀缺。

（三）跨文化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为“走出去”企业开展决策咨询、解决一线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是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职业院校直接服务“走出去”企业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具体而言，职业院校为“走出去”企业开展社会服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如为企业拓展境外业务提供当地经济产业、文化习俗、法律政策等决策咨询服务等。我国职业院校近年来也成立了诸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南亚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但相关成果主要是对当地职业教育体系的简单梳理，针对企业实际需求的某一技术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多。二是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人力资源管理、技术标准规范，解决一线生产技术难题等技术服务。但囿于职业院校在相关服务平台的搭建、学校相关政策支持，以及项目制度保障等方面仍处于探索尝试阶段，面对市场现实需求在信息交换、项目对接方面仍有诸多障碍，开展该类服务的能力较为欠缺。

三、我国职业院校开展跨文化教育的路径思考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推进“中文+职业技能”项目，助力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13]通过引导职业学校与国（境）外优秀职业教育机构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标准研制、师生交流等合作项目，促进国内职业教育优秀成果海外推介，贡献职业教育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展示当代中国良好形象。职业院校的跨文化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推进、协调开展。职业院校需从树立跨文化教育理念，加强跨文化人才培养和提升跨文化服务能力等方面着手，推进跨文化教育的稳步实施。

（一）树立跨文化教育理念

1.加强跨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

加强顶层设计是开展跨文化教育的关键环节。职业院校需由主管部门牵头，对跨文化教育进行科学定位和界定，完善职业院校跨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和制度环境，推进跨文化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统筹推动职业院校跨文化教育的开展。选取特色课程和培训项目进行跨文化教育试点，持续加大政策和经费保障，以点带面推动跨文化教育的实施。[14]

2.引导师生充分理解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也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15]认识并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尊重不同文化的平等性，是建立互信、充分对话、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也是“走出去”企业海外良好经营的重要保障。职业院校应充分认识到跨文化教育的独特价值，引导师生了解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深对跨文化教育的理解和认同。

3.提升开发跨文化教育资源的自主性

职业院校应将开发跨文化教育资源作为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服务“走出去”企业的重要内容；应与地方政府部门、“走出去”行业企业合作，不断优化合作路径、创新合作模式，盘活并合理利用与跨文化教育密切相关的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资源，跨区域、跨国别、跨学校、跨专业开展跨文化教育项目和活动，逐步构建跨文化教育的资源网络，提高资源共享程度和利用效率，保障跨文化教育实践有效开展。

（二）加强跨文化人才培养

1.将跨文化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增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开展跨文化教育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职业院校需结合跨文化教育的特点更新人才培养目标。我国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包括知识、态度和能力三个方面。[16]就知识目标而言，跨文化人才需掌握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知识、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等精神文化知识、政治经济制度等制度文化知识，并了解人类跨文化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就态度目标而言，跨文化人才需养成平等开放、相互尊重、客观谨慎等有利于跨文化交流的积极态度，并逐步消除夜郎自大、妄自菲薄、故步自封等阻碍跨文化交流的消极态度。就能力目标而言，跨文化人才需要习得跨文化认知和比较能力、跨文化参照和取舍能力、跨文化传播和发展能力。

2.丰富跨文化教育课程类型

多样化的跨文化教育课程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效率。一方面，通过开设正规课程的方式培养跨文化人才，主要包括外语课程和特定主题课程。其中，外语课程旨在将语言学习融入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调和，提高人才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特定主题课程旨在解决跨文化人才培养中的特定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通过短期培训项目、海外交流等方式培养跨文化人才。短期培训项目、海外交流等培养方式更加强调实效性，教学活动也更为灵活多样。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借助“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平台，组织学生参与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让学生在与受训学员的交流中提高专业语言水平、拓展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3.校企合作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

职业院校应吸引“走出去”企业积极参与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过程中，将跨文化能力培养与“走出去”企业对员工的素质需求结合起来，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如，可以通过在“走出去”企业中设立技术技能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基地，创新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将真实的企业任务情境融入课程等方式，提升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有效性，有重点、分步骤培养通晓国际规则、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提升跨文化服务能力

1.调研“走出去”企业的跨文化服务需求

这是提升跨文化服务能力的基础。总体而言，我国“走出去”企业面临经营风险问题、目的国的支持和政策问题，并急需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市场需求和文化习俗等。但不同企业的具体需求各有不同，职业院校应紧密对接企业，深入调研企业现实需求，了解企业在海外发展面临的管理、技术等问题，帮助企业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准确评估外部挑战和机遇，降低经营风险。

2.协助企业开展海外员工的跨文化培训

海外企业的当地员工不了解中国文化、难以适应企业管理方式，是企业海外经营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中方员工由于不理解当地文化和风俗禁忌，与当地员工产生冲突也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职业院校可以通过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员工跨文化培训的方式，增强中方员工和当地员工之间的文化理解和互认，缓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劳工管理问题，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使用效率。[17]

3.为企业提供针对性咨询服务

职业院校可以组建由通晓国外法律制度、精通外语、熟知海外经营流程等人员构成的服务团队，在调研“走出去”企业需求基础上，为其提供量身定做的决策咨询服务。

参考文献：

[1]林俊.跨文化管理在企业“走出去”进程中的应用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5-17.

[2][4][5]高臣，马成志.“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跨文化管理[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19）：14-18.

[3]敖玉兰，宋池.“走出去”企业跨文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探析[J].中国商贸，2011（2）：42-43.

[6]杨亦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

[7][8]曾芬钰，李格格，王惠.我国电力企业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人力资源风险及应对[J].对外经贸实务，2019（1）：46-49.

[9]黄志成，韩友耿.跨文化教育：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领域[J].比较教育研究，2013（9）：1-6.

[10]高雅丽.跨文化教育的内涵、必要性、开展途径及原则[J].江西社会科学，2013（10）：249-252.

[11]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大力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就《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答记者问[EB/OL].[2020-06-2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006/t20200617_466545.html.

[12]杨建慧，杨凡.“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高职院校留学生教育培养模式研究——以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19，2（13）：136-137.

[13]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EB/OL].

[2020-09-3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009/t20200929_492299.html.

[14]陈正，钱春春.德国“跨文化教育”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1（2）：53-58.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2020- 09- 23].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16]张燕，黄荣怀.教育目标分类学 2001 版对我国教学改革的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2005（7）：16-20.

[17]王磊，黄彬，顾心月.“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企业国际化的模式、问题与对策[J].创业改革与管理，2019（5）：107-108+126.

（作者简介：张慧波（1966—），男，教授，党委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职业教育国际化。）